深刻认识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的重大历史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和重大原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出了“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结论，即在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承认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自己的杰出人物和伟大人物的观点，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同时也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观点，突出了党的领袖在构建组织化和制度化权威、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指引全党奋勇前进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为了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本文拟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根本保证五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从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中深刻认识把握

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可以从两条线索进行观察：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史。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得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必然要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科学结论，即工人解放离不开工人运动的物质力量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的有机结合。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探寻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学说。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而非教条，必须与各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发展、永葆生机活力。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沿着科学社会主义永葆生机活力、共产党的团结巩固离不开公认的领袖权威这两条线索展开的。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前夕，马克思、恩格斯与魏特林所坚持的“平均共产主义”、克利盖所宣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作斗争并取得胜利，才使正义者同盟这个工人组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等先后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作斗争，防止第一国际分裂，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并不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与无政府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防止各国工人阶级政党蜕化变质。列宁等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本国工人运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指导各国共产党建党和革命工作。列宁去世后，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逐步走向教条化，未能与时俱进，逐渐丧失了生命力和活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也最终走向失败。中国共产党人自经历大革命的曲折和幼年时期的挫折后，在与党内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从工人运动发展史来看，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草拟章程时就明确了同盟分为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三名党员以上成立支部，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一国或一省的支部隶属于总支部，即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区部；支部至少每半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至少每一个月向区部作一次书面报告，各区的总支部至少每两个月向中央委员会作一次书面报告，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作一次有关同盟情况的报告。这样的组织体系设计表明，共产党内部实行下级对上级负责、上级组织赋予下级组织权威、党中央是最高权威的组织纪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但阐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强调党内有权威，特别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中明确了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得出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大人物的观点、无产阶领袖具有以往任何阶级的杰出人物都不具备的优秀品质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维护领袖权威的观点。关于工人运动如何形成组织化权威、人格化权威的问题，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指出了党的领袖产生的条件和成长道路：“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马克思、恩格斯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家，也是革命领袖，他们以身作则，处理好党的领袖与普通党员、群众之间的关系。列宁等人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推进党内权威组织化、人格化不断迈向制度化的更高水平。列宁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而且使他们不要因为那些坏人和坏人们的无耻诽谤而浪费时间”。列宁在1920年发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正式提出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的观点。列宁去世后，苏共在整个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如何处理好领袖和党员、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以反对个人崇拜为由揭了斯大林的盖子，但也捅了娄子。苏共始终无法有效平衡正确树立领袖权威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关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际上弱化了苏共中央的权威，最终导致苏共的领导地位被放弃，社会主义事业被葬送，苏共覆亡，苏联解体。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始终坚定地认为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在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既要有坚强有力的集体领导也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些重大结论被写进党内相关法规，从而实现以党内团结带动人民团结、确保党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首先要从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规律，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组织化、制度化权威的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团结统一、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依据，是确保党领导各方面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二、从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中深刻认识把握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十分重视在党内形成有能力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这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根本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根本要求。

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载入党章。1920年7月，列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1927年6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党章修正案，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部的指导原则。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写入党章。党的七大党章在“总纲”部分写入“民主的集中制”。党的八大党章把党的组织原则更名为“民主集中制”。党的八大后，党的领袖有时还习惯使用“民主的集中制”。比如，196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时讲道：“党内的相互关系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关也是这样。我们叫民主的集中制……民主是为了集中，分级管理是为着集中统一，有个矛盾的主要侧面。”党的十二大党章指出，党“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的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对比1982年通过的党章，十年过去了，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越来越完善。党的十四大党章把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修改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是最早将二者“相结合”写入党章。增加“相结合”一词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意味着把过去民主集中制一贯强调集中修改为强调民主和集中的高度统一，实现了民主集中制表述从字面上放弃“的”到实质上放弃“的”的飞跃，确保能够实现毛泽东于1957年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目标，确保与党的各级组织都实行集体领导一致起来。党的十四大党章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六项原则，其中，第一项原则的“四个服从”和第三项原则明确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确保了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第四项原则明确了上下级关系；第五项原则规定了党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制度；第六项原则明确表示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确保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立足于该党章，民主集中制的表述保持了连贯性和稳定性。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民主和集中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形成全党的统一意志……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党中央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的制度安排，是对党的十二大党章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党的全部经常工作的领导核心的定位的重大发展。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都作为领导决策核心，使各方面职权都得到实现，在党中央层面扩大了党内民主，强化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同时也强化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首次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2016年1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此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每年也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201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形成了党中央既有强有力的集体领导，又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科学制度安排，最终在2018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首次形成“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两个维护”规范表述。2017年2月4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民主生活会上指出：“我们党的制度是党的领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主席负责制，就是军委主席对我军重大问题最后拍板、一锤定音”。2017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2018年3月，中央政治局同志首次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书面述职。”把党中央作为决策核心有利于在党中央层面建立集体领导制度，让做到“两个维护”不是搞庸俗的个人崇拜、做到“两个维护”并没有否定党内民主、做到“两个维护”党的领袖核心也要遵守党中央集体领导制度、做到“两个维护”并不意味着党的领袖拥有无限权力和任性决策等要求，真正变成制度和实践，让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走向成熟定型，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

三、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建党原则中深刻认识把握

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大国崩溃或者衰败，一个普遍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国家无法集中统一。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

从党的一大到六大，党中央没有形成成熟的领导集体。邓小平对此评价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的确，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经历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八七会议后先后经历了“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教条主义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中央领导机关。尤其是第三次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才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规范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责任务，提升了中央书记处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的地位。六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层面，权力逐渐被集中到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一直存续到党的八大），强化了党中央集中统一权威。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党的“领导一元化”。1943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提出在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位同志组成的书记处中，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同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指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

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伟大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比如，在长征途中，张国焘依靠兵强马壮试图要挟和控制党中央，致使党面临分裂的严重危险。在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斗争中，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加强。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的种种作为破坏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其中季米特洛夫的一条意见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郑重提出“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规范，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巩固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

经过遵义会议、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及延安整风，最终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当几大路线汇为一体形成党的路线体系时，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就自然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党的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维护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成为全党的共识，得到全党衷心拥护。从此，由于形成了一个有能力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势如破竹，胜利前进。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大致有以下四个标志：一是年龄结构要成熟。党的一大代表平均年龄为28岁，这个年龄所组成的中央领导层显然不够成熟，难以用丰富的阅历去支撑其本身所掌握的书本知识，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一旦犯错误，领导职责就难以真正实现，这是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是要能够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在二大时就以中央决议名义宣布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于不能独立自主，共产国际犯错误，中国共产党就容易跟着犯错误。胡乔木对此评价道：“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在苏共、共产国际帮助下产生的，这一方面给我们党许多积极的东西，但同时也给我们党造成许多困难，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独立自主是在共产国际1943年宣布解散并在全党经过整风运动之后。三是要拥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相关制度。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相关党内法规以及1942年前后为统一各抗日根据地权威所建立的一元化领导制度确保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四是必须产生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成熟的标志。这四条宝贵的历史经验是判断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得到了全党的继承和发展。以年龄结构为例，1982年修订党章时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同时也对党中央领导人的年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得出了积极慎重的结论。1982年9月13日，胡乔木在关于《党章》修改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时指出：“在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核心中，必须有一批经验丰富、见识深广、善于应付各种复杂局势、并由于他们的卓越贡献而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的老同志，这样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成熟和稳定”，“这种现实情况，是同我们党建党初期根本不同的。这样的众望所归的熟练的领导人的产生，在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中，不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次党章修改过程中，经过反复认真的考虑，最后还是决定不对领导人的任期作严格的限制，对各人的工作任期因人因事而异，同时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实行领导人员的老中青的结合和新老的交替，这样做是更加符合我们党、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熟还必须经历伟大斗争的检验，因为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凡是党中央拥有一个有能力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就会顺利推进；如果领导集体或领导核心任何一个遭到削弱，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就或多或少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这条经验适合于党的一切历史时期，邓小平对此看得特别清楚。1989年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郑重选择，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2016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次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

四、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中深刻认识把握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词，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逐步在党内传播开来。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首次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阐述，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成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党的七大后，由于受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压力，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总体上很低调。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党中央继续保持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的低调，党的八大党章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逐步走向高潮。“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带有个人野心，出现人为拔高的现象，过度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意义，脱离了党的七大的定位。胡乔木对此有过评价：“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进一步改了，改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什么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创造。后来毛主席本人对这个提法提出了异议，不赞成提第三个里程碑的说法。”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此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实事求是的标准准确完整地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比如，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都体现了回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提法上来。当然，“这个提法并不表示毛泽东思想没有超过中国以外的影响、意义。但是，关于这样的影响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提，如何提，要由中央考虑”。此后，中共中央坚持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出发准确全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即要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有世界影响和意义，首先要把经济搞上去，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也是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必须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1986年，邓小平会见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提出世界各国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国情结合起来的观点。1989年，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时也提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思考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必然会具有世界意义的观点。正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党的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只要把经济搞上去，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的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具有更大的世界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成功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意义不断拓展、深化，其世界意义不断产生、不断拓展。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水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规划（建议），正式将今后30年按照两个不同阶段进行安排，宣布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样的发展大势和时代背景下，党的科学理论的世界意义必然显著增强。正是基于这个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概念，刘云山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一书中首次提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概念，并在201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得到确认，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表明，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取得成功，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逐步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具有中国意义的同时必然具有世界意义，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决定的，也是由党的科学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鲜明的重大时代课题，比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作为这一科学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对新时代新问题进行深邃思考，比如，在现代化条件下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捍卫互联网主权，在一国发展进步中如何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地球村”场域中人类如何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在对这些重大时代课题和新问题的思考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在了时代前沿和人类深邃思考的前沿，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时代性推向新高度、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五、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深刻认识把握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回顾了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五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十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些重大成就离不开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核心的领航掌舵和在关键时刻的力挽狂澜，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的理论指引作用，正是因为全党同志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拥护“两个确立”，才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成为可能。

“两个确立”是成功应对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考验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每一个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具有世界级的难度系数。面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艰巨的现代化使命，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其他选择，唯有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新的赶考路上，一定会有很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需要成功应对，这就需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变成应对一切外部和内部矛盾、风险考验的定海神针。

“两个确立”是成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离不开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袖的原创性贡献、主动谋划和有力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冲刺阶段，要建立各方面比较成熟和定型的制度体系，必须打破既得利益藩篱、破除体制机制桎梏，这离不开思想解放和真理力量的引领，也离不开人民公认领袖的强力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同步推进改革创新和建章立制两件大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谋划、周密设计、大胆推动的结果。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巩固，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展现，拥护“两个确立”须臾不可离。

“两个确立”是把中国变成不确定性世界中具有高度确定性国家的决定性因素。“两个确立”保证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稳定和可持续。“两个确立”不仅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长期稳定，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增强对中国发展良好势头的信心。中国的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不会改变，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的发展不但能够造福中国人民，而且会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两个确立”是凝聚14亿多勤劳的中国人民磅礴伟力的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全国人民能否团结取决于党的团结，这是在百余年党的历史中被充分证明的一条重要经验。党内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中央，党中央团结是全党团结的首要条件，党内团结会带动人民团结。邓小平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的团结是正义和真理力量的团结，是世界和平和发展力量的团结，中国人民的团结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增加了世界安定和确定的可能性。

六、结语

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的产物，“两个确立”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对他国执政经验的照抄照搬，而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激荡的历史搏击中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呼唤、人民的心声、思想的旗帜，是关键时期形成的重大政治成果，是在复杂变局下形成的明确导向。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两个确立”遵循唯物史观的理论依据，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培养和产生党的领袖、必然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客观规律，遵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团结统一、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依据。做到“两个确立”是成功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考验，确保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从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