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双重向度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将“坚持理论创新”概括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征程坚持和发扬这一历史经验，必须明确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向和道路。

中国化和时代化是推进理论创新的两个基本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向和道路：一是中国化，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是时代化，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前者侧重于空间维度，后者侧重于时间维度，两者相互交织、不可分割。

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空间向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由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但它不只是西欧或德国的学说，而是一种世界性学说，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产生后，逐步战胜了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派别，为工人运动所接受，并指导各国工人的革命实践。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因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我国来说，国情包括两方面：一是社会现实国情，二是历史文化国情。前者是指中国具体实际，后者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科学总结，是对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明确宣示。

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时间向度。马克思主义在时间向度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提出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问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内在地包含着“时代化”的内容，但这只是中国化范畴内的时代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不只是一国范围内的时代化，而是整个世界历史中的“时代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特定国家里具体运用的时代化。前者更为根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此，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最重要的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基本原理，二是本国经验，三是个别结论。在时代化过程中，个别结论会过时并代之以新的结论，本国经验可能会由直接指导作用变为间接指导或参考作用，而基本原理虽然可以穿越不同时代而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它本身也会时代化。基本原理的时代化有四种表现：一是在不同时代重点关注的基本原理不同。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指导革命斗争的原理更为突出；在和平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理更为突出。二是在不同时代基本原理的表述带有时代特色。基本原理的表述可以在基本原理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带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三是在不同时代基本原理的作用范围会有所调整。四是在不同时代基本原理会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增添新的内容。

从双重向度中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科学阐明了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标明了这一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为进一步增强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提供了重要指引。精准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方位，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双重向度出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思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植根广袤中国大地和中华民族历史，是坚持“两个结合”、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的产物，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侧重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许多原创性思想观点，《决议》对此作了最新最全面的概括，其中提出的“十个明确”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创新意义。这些思想的原创性具有两个层次的意义：它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完整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方位。